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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长篇小説《白牯牛谭》有感

  你好台灣网4月16日消息(记者 维杨)日前,崔世雄所着长篇小説《申博日报》 社工农兵通讯员训练班学习,为见习记者、编辑。1985年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首批毕业,获辽宁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证。1996年南京海军指挥学院战役指挥係毕业。2000年国防大学基本係毕业。着有短篇小説集《月儿弯弯》(1995年《广东人民出版社》),散文集《湿热的南海风》(2002年《海潮出版社》),军事专着《漫话心理战》(1991年《解放军出版社》)、《心理战故事》(2008年《花城出版社》)。

  农村道路揭秘和探寻的宏大叙事

  ——读崔世雄长篇小説《白牯牛潭》的提神与愉悦

  读完崔世雄长篇小説《白牯牛潭》,掩卷长叹,真是了不得。六十多万字虽説读了几天,但完全可以説是一口气读完的。这次阅读,原计划,每天只读两三节,慢慢的读。小説的艺术魅力,让我排除其它事务,而全天进行。整个阅读一个字也没有放过,也让人不捨得错过一字一句。小説以当代社会农村进步尺度和时代精神价值作为参照係,以四九年至六九年二十年的农村发展进行宏大叙事,从中揭秘和探寻农村道路,进而揭秘和探寻价值定位和生长的方向。小説为人们提供一般意义上的娱乐与愉悦之外,对时代重大的农村问题和精神诉求有所回应。个人读后体会,对于农村、对于精神困惑,那些无处安放的问题和情感,终被收容和安顿于《白牯牛潭》,提神、愉悦和解惑的程度,让自我获得了一次精神新生。

  一、宏大叙事的故乡情怀

  乡村题材的文学作品,作者乡村经历与否至为重要。很多这类作品的不成功,就是因为作者对农村的不熟悉。让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作者的乡村经历和乡村经验。洪湖这个地方,作者生于斯长于斯,作者是依託坚实深厚壮阔的洪湖水乡,步向生命纵深的。作者笔下的种种事件,初闻匪夷所思,但又是当时抑或当下农村的现实。不了解这些现实,就没有一个相对準确的对当下农村的判断。

  作者的行迹,经历了从洪湖、大连、广东、南京、北京、海南、广东的位移,离乡时间越长,越无法摆脱故乡的魔咒。故乡作为“血地”对作者人生的深刻影响,离开越久愈加感觉到故乡的制约。农村,是中国乡愁的出发之地,也必将是中国乡愁的归宿。在小説创作的七年的时间裏,作者五次回洪湖老家,查阅历史资料、体察风土人情、会晤儿时伙伴、访问父老乡亲。在这种与当年伙伴、同学、村民、干部的交谈和地方史志、文献、档案的阅读中,作者感觉到自己的思维和情感逐渐进入了属于他的乡村和水乡,他的白牯牛潭和他的洪湖。正因为作者与洪湖水乡的情感达到了完全交融的境界,作者的笔下,才能传达出深刻的历史记忆与现实的人文关怀。《白牯牛潭》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横轴纵轴的交错,使二十年间的乡村故事成为一条熠熠生辉的珠串,令人动心动容动情。作者以言论和实绩把心中积澱多年的乡村问题思考研究成果与众多人物原型点化成一个个呼之欲出的艺术典型,极具时代风彩又有个性特色。《白牯牛潭》画出了乡村之魂进而民族之魂,进而寻找、探寻和揭秘农村从哪来到哪去这样的敏感的时代的大课题,不愧为一部优秀的文学巨着。

  二、宏大叙事的时空定位

  作品取材江汉平原的鱼米之乡洪湖,描述了水乡一个偏僻村庄的二十年发展,以一年为期,截取三个年代节点:四九年、五九年、六九年。这三个年代节点,在中国当代史上,可谓是高歌猛进、激情燃烧的岁月,极具经典记忆。小説从宏大时空入手,进行历史空间化的叙述。小説一开头,作者象北斗定位一样,用春秋笔法,从天文、地理、社会、家族,锁定洪湖县曹家嘴镇谢仁口街窦曾台。开篇定位:“滚滚长江西来,披巴山云雨,破三峡峻峭,至夷陵折转向南后,却一路婉约缠绵,领清江,换洞庭,牵洪湖,盘桓多时,才依恋不已怅然北上,与恭候已久的汉江携手东去。在长江与汉江两流域横亘五百里之间,就是屈原《楚辞哀郢》所指的古州国之地,‘云泽梦’大湖区,现称江汉平原。这里水陆面积相当,垸台场墩为陆,湖河沟湾为水,间或以桥堤坝岭相连。旱时,陆地比水面多;涝时,水面比陆地大。”故事的共时性,就在这里。但故事又必须有其内在必然的历时性。因此,小説再用很大的篇幅将洪湖大地上的蒋匪、地痞、红军、新四军与白军、联保处与乡公所之间的拉锯战长时间停留在白牯牛潭,讲述窦曾台窦曾两家的生生死死,各种奇闻逸谈古事旧闻间杂其中,构成叙事上历史时间的“凝滞”与空间的“延宕”。共时性历时性的统一,构成整部小説的历史基坐。让读者期待着精彩故事的发生。

  三、宏大叙事的筋骨和支撑

  长篇小説,是一种极具难度的文体,其体量之大,天然就承担着更多的阅读期待。是否撑得起二十年曆史的原度,预叙高潮会不会提前透支阅读者的激情?阅读长篇小説,既是探险更是探秘。大自然的壮观,总要由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为总,依仗奇特的山脉长势与河流的走向给人以审美和欣赏。长篇小説的审美后劲,道理也如地理景观旅游。我们有时会期待通过阅读一部小説,去触摸一个时代、一段历史。相对于细节的真实、经验的具体生动、语言的独特性等等,一部上乘的长篇小説,还需要一种作为筋骨和支撑的内在性结构,而这种内在性结构的设置,往往暴露的是作者从整体上去考量、思虑和把握书写对象的能力。作者在构建宏大叙事整体框架时,匠心独运,精心设置了三大强有力的宏观牵引。

  《白牯牛潭》叙事全程,筋骨和支撑之一是:整部小説的历史跨度,仅用三个物象“苦楝树”、“扁担草”、“刺儿荷”就支撑起来,而且始终充满激情,作者以三个植物把小説分为三部。根据这三个植物属性而拟人化,这三个植物既有单个人物的代表又有群体人物的衬托。达到以物喻人,人与自然相融,体现了中国文学的审美方式。天地万物之仁。这是崔世雄的过人之去。筋骨和支撑之二是:紧紧追蹤时代的脚步,小説从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着眼,关注时代与人的关係,注重叙述描写政治、政权与政策的变化给农村社会特别是农民生活、农民心理带来的变化。又反过来通过农民生活特别是农民心理变化来反映政权、政治的革新和时代的变化。历史进步的必然要求同普通人正当的生活愿望、国家的整体利益和个人的局部利益相一致。这其间,的确存在不可回避的矛盾。作家无法解决这个矛盾,但作家可以用艺术的方法和力量深刻而动人的揭示这一矛盾,表现两者之间的张力,并且坚定站在人道立场上。农村道路,话题极其敏感也极其政治。《白牯牛潭》小説对历史必然性的勇敢肯定和对小人物命运的深刻同情,构成历史的弹性和张力,産生打动人心的力量,自然也就形成独特的艺术魅力。小説侧重在人物冲突中揭示社会问题,在性格描写中展示人物的道德品质,明处是以政治站队来划分和归类人群,但又隐隐以道德标準来评判人物。筋骨和支撑之三是:窦曾两个家族的生生死死、繁延生息、世代更跌,也是小説叙事的重要脉络和走向。两家从祖上起直至后代,互为利害、互为益损、互为仇恨、互为联姻、互为消长,此起彼落,各领风骚,体现出叙事的家族特徵。这也是乡村题材的重要属性。民间叙事也是叙事传统的重要构成与坚强支撑。民间性在一定意义上等于母性,对大多数来自基层的人来説,民间叙事因其地方性、宗法性和乡土性而更具母体意味。因作者对乡土的深切体感,一路写来,得心应手,精彩纷呈。

  四、宏大叙事的传统超越

  长篇小説为文学反映生活提供了最为广阔的天地,足以囊括一个时代的风云变化。一部长篇小説,可以在展现複杂的社会矛盾中刻画多种多样的人物,剖析其丰富的心灵历程。作者通过精细入微地描摹生活、心理细节,呈现世情、人情。好的长篇小説,使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凝成一幅长卷大画,整个儿浮立在我们面前,使我们身临其境,目不暇接。《白牯牛潭》就是这样的长篇。

  爱情这一文学的永恒主题,及其相关的情感的表达、艺术的呈现、伦理的探讨,已经在漫长的人类文明演化历史当中形成了极为宠杂丰富的话语资源和伦理脉络。小説《白牯牛潭》,在两性的描述上,也较为浪漫的做了深化和诠释之功。生命的内在冲动在于存续与繁衍,男女间生命的更多冲突都在这两点上展开竞争。伦理的与非伦理的、道德的与非道德的、合法的与非法的,小説也进行了精彩绝伦的叙述,引人入胜。窦为新对其儿媳徐玉珍动邪念,偷窥的得手,下手的失算,原以为会出现乱伦之可能,结果是乱伦之绝不可能;白大姑与算命先生的生死之恋;曾先炳与曾独梅的夫妻之情;曾后秀与窦世豪的青梅竹马。作者描写遭遇困境与受损害的曾后秀,不仅表现她的善良与纯朴,而且着力表现她的愤怒与仇恨。她对公社党委书记洪少谱的儿子洪光灿的态度是十分决绝的,绝不受欺骗,绝不存幻想。白姑奶的红豆子,既是情感的见证,也是命运的写照。台灣作家林清玄説,作家可以打破人与人之间的界限,也可以打破人与时空之间的界限。现实中的白大姑,是很难走得出去。小説中的白大姑最终出走了,走去了她旧时的情人徐先生那儿去了,出人意料,也在情理之中,出走得精彩,出走得大快人心。

  叙事传统,是长篇小説绕不开的话题。作者既要汲取叙事传统中蕴藏的智慧,又要探索能适应当前和小説实际的故事讲述方式。历史上长期从事游牧狩猎和海洋活动的西方人更喜欢与远方、远行与远征有关的故事,而农耕文化影响下的中国故事较少涉及异域与陌生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叙事。叙事即叙述事件,而事件又是由行动构成。如果説中国的讲述方式比较强调时间中的行动,那幺西方的讲述方式也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更多关注空间中的行动,具体説来就是喜欢讲述远方异域有关的故事。《白牯牛潭》也注意到了,几次把叙事的空间投向远方,如旅顺来信,曾善亮台灣就义,都对远方进行了精彩的描述。如旅顺来信,玉珍想方设法探听儿子窦世豪的消息不果,最终从来信中得到。而这封信,又只能通过世豪的恋人后秀念出来。信中,描述了新兵连的生活。这对于玉珍来説是最关心的。信中还描述了大海,这对于内陆的洪湖人来説,是最新鲜的。更精彩的是信中讲述部队不得穿戴非军用品。而世豪就带了后秀送给的红色毛线衣。在澡堂被指导员发现,在点验时再次被发现。远方恋人的尴尬和读信恋人的甜蜜,小説以精準独特的方式呈现给了读者。

  可以肯定的説,作者感觉到了传统叙事,描述洪湖水乡不再那幺给力的时候,必须寻找新的叙事方式。特别是描写日常生活中具有审美意味的平凡之事、普通之人,局限于传统叙事,人物塑造更难以突破。《白牯牛潭》长篇小説这种宏大叙事的文学巨制,它的的基石,是典型人物。小説结构和小説叙事的突破,小説中的典型人物更具体了,更可感了,更鲜活了。刚毅性格的窦先智,机警老练的徐先生、严谨深沉的赵扶民、絮嗑胆大的姑奶奶、有思想有主张的白大姑、抱负远大的窦世豪、爱憎分明的曾后秀,也许不能説这些人物都已经是很高的艺术典型,但这些人物都有了自己的性格特点,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某些本质方面。作者笔下的经典人物形象和江南水乡民俗风情跃然眼前,仿佛令读者穿越时空,重拾那些质朴斑驳的乡村记忆。《白牯牛潭》创造出了许多独树一帜的文学人物,充实了中国文学宝库,描摹了中国人的情感空间,将会引发许多读者的共鸣。

  五、宏大叙事的思想穿透

  思想深度是文学创作的必要支撑和必然内蕴。文学作品不是哲学婢女,不是思想的传声筒这已是作家和批评家们的共识,但这并不意味文学没有思想。当今网络小説,流行小説先锋小説忽视人物塑造,致力于色情、暴力、或抽象虚无的环境构造,与社会生活渐行渐远,失去生活气息和惩恶扬善的道德追求,成为少数人欣赏或敞开心扉的场地。实用的生活经验能够增加作品的思想厚度,倘若没有思想的照亮和整合,生活经验便有可能停留在混沌的散乱的状态,读者阅读起来嘿然一笑,却远离了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毕竟,文学不是为了演绎生活的现实功用性,而是为了表现生活的引领性。《白牯牛潭》这部小説,“能够让读到的人学好走正”,它是要“献给新中国翻身的农民,农村干部,以及那个时代在农村长大的孩子们”。我更认为,现今农村长大的孩子们,能读一读这部小説,也将成为人生重要行动教科书。

  作者在宏大叙事框架下,又注入了民族文化元素,以传统的神秘巫术文化来支撑笔下的故事点缀。越是传统神秘的,就越属于中国气象。对楚人来説,巫不仅可以交鬼神,而且可以寄生死,楚地民间小巫是很多的。作者充分调动乡村文化传统、神秘的文化记忆,讲述属于民族生活空间内部的世俗故事和历史进程,也是小説叙事路径之一。白牯牛还阳,白大姑洒泪説“魂亲”。小説中的几个人物白大姑等,严格説来,不算巫。但关键的时候,来一点属于巫的动作。这些带有巫术性质的神秘幻象,往往以仪式化的形式出现,具有权威性、道德化、日常性的特点。这是一种从道德层面对民众行为的规约。支撑小説的还有出世的道佛文化,在世俗世界中,这两种略带形而上意味的文化为小説提供了一定的想象空间。作者把徐先生设定为一位不为物所累的瞎子,因为“五色令人目盲”。一方面为当下事务提供各种对策,另方面却以特有的智慧启发着蕓蕓众生该如何去应对各种人生迷茫,开悟各种人生哲理。镇上人,只要遇上人生难题,就是找徐先生请教。徐先生拉住风亭的手,説:“你娃儿虽已成家,但立世立业刚起步,我放心不下,教你记住几句话。第一、逢党不入。第二、外财不取。第三、遇神不拜。”这三句话,明显具有佛道意味。徐先生和神庙及神庙内白牯牛之位的牌位的存在,明显带有一种现世救赎的宗教文化意味。在中国传统儒释道方面做足文章,丰富了小説的文化内含与增强作品的哲学高度。小説的魅力不在于标榜文化,而是要在生活的真实中表现文化精神。当然,这种神秘的巫术构成的天地之道,并不能真正决定洪湖这段历史的走向也无法支撑起一个民族文化的气质。

  文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以不屈不挠的努力,为人类提供感情慰籍,提升人性,塑造理想的人类生活。《白牯牛潭》在增强集体凝聚力方面,不时有神来之笔。然而,不是所有的讲故事活动都会增进群体的凝聚力,现实生活中很多无聊的“八卦”恰恰是拆群体墻脚的噪音。先智就砍树做闸门之事请教徐先生。徐先生只説了句“公在情在”,抽了支彩头,上面写着:“树不在高,有根即有神;情不在浓,为公才有魂”。徐先生的这几句话,不知要胜过多少空洞的説教 。小説的第二部《扁担草》,描述了走集体化的道路的曲折艰难。其中一节标题乾脆就用了“单干就是独木桥”。新中国建立后,以村队为单位将土地实行集体化经营,现在看来,就是一个天才的改革模式。鲍勒夫认为:“在嫉妒和竞争控制了人的地方,每个人对别人都是妨碍,在这个地方是痛苦和偏狭的摩擦。但是,当人们是以真正共事的精神共同相处时,摩擦就消失了。一个并不剥夺别人的空间,相反地,通过与别人一起工作,他是增多着别人的行动空间。”《白牯牛潭》,用生动活泼的文学笔法对集体化经营进行了极其热情的描述和歌颂。被称为科学界的毛泽东的钱学森曾有预言:“如果中国丢掉了毛泽东思想,丢掉了公有制,那幺中国就完蛋了。”这样的伟人,在特殊时期説出的具有特殊意义的话,决不是我们平时不负责任的信口开河,我们应该当着一种洞察时代扫清现实烟雾的格言式警语认真对待。小説中,农民窦为香指头甩到先智眼前説:“看你娃儿还逞不逞能?一根住子顶不起一架檩子,自个单干,怎样?吃到苦头了吧?单干就是独木桥。还得听共産党的,还得靠集体”走集体的道路,是作者贯穿全书的坚定不移的信念。

  提到农村,不得不想起一位被严重忽视的先知真正的世界伟人民国学者晏阳初,晏阳初把当时中国人的问题概括为“贫弱愚私”,并认为最根本的解决方式在于教育。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工业文明的全面冲击,中国农村的人文生态和自然生态都遭受了严重破坏。晏阳初当年的问题依然存在,只是换了方式、换了形式。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説:“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也就是説乡土性贯穿了中国社会的文化构成与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作者已经意识到了这种来自农村的“绝望感”,它绝不是生存层面的贫穷,而是生活层面尤其是精神层面的贫穷感。现实主义长篇力作,需要作家长期的生活积累、深邃的思想穿透力以及强劲的艺术创造力。作者认识到文化与人、文化与农村社会的重要关係。进行了文化与人文化与农村的艺术探索和文学表现。《白牯牛潭》第三部的最后一章《拆屋办学》,作者的匠心最后关注乡村教育,这是非常深刻的见解。发挥文化引领作用,建立乡村治理的长效机制。乡村治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与传统道德、价值取向、行为习俗等乡村传统文化特质的传承弘扬和契约精神、法治理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现代文化特质的广泛传播均有密切关係。毛泽东主席是了解中国农村的,曾説过:“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重要的是教育农民”。

  六、宏大叙事的艺术特色

  小説的成功,不妨向作者的叙事技巧去找答案。 我们的许多作品往往是鬆散的货色放在了粗糙的庞大包装之中。其结果,遭遇掩盖了真正的动人章节,妨碍了集中笔力塑造 人物,情节散漫、枝蔓横生,语言不讲究,平庸乏味。《白牯牛潭》,宏大叙事与叙事宏大相统一。一部小説,时空、场景辅展得再宏大,思想境界提得再高远,叙事能力跟不上,那幺这个宏大叙事依然落空。《白牯牛潭》以其宏大叙事策略、以其独特的讲故事的艺术,让人闻目一新。

  小説极具整体感,又经得起切割,每章每节,微处与大处,都可以随意选择与截取。整体结构,严谨而别致,环环相扣,掉一链结,则失全局,作者用源于故乡又超越故乡的书写,求新求变融会古今的灵活结构,借助放纵不羁的想象力、力透纸背的写实功力或独特的抒情叙事,用摇曳多姿的笔触和驾驭语言的娴熟,创作出当代故乡的典範。这种故乡经典的构建,不仅为中国文学版图增添了洪湖水乡的文学地理空间,而且为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困境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更为新的小説家们提供了示範。

  小説中,故事是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成年人当然不会象孩子那样期待具体的重复,但对故事的讲述方式仍有隐性期待。一当故事的开启,发展或线路的方式不符合预期,接受者心中就会有某种难以名状的小小的不快。作者讲述故事,重要特色是——山重水复,又峰迴路转;眼前无路,又柳暗花明。白大姑的爱情,眼看毫无生气,业已死亡。作者又让她出走而获得新生。后秀与世豪的恋情,青梅竹马,足以海誓山盟了,但又出现转折,而让人难以接受。正当人们关心独梅与邮电员的相恋接近预期,当事人突然变卦,改作他嫁。作者在故事叙述中,不断的安上榫头,显示作者在意生活潜在的因缘巧合,以增加历史感和可读性。好莱坞有句名言:“第一幕的手枪必须在最后一幕打响。”如小説中解放前国民党军的那个蛤蟆营长,逃窜和潜伏,设下一个个玄机,留下一齣齣戏路;又如小説中那个“神秘的渔鼓筒子”,一路串下不少故事。小説中每个人物出场及出场后的全过程,都是由若干事件串起来,对事件的叙述简洁精彩,却也完整。事与事间的衔接颇为考究,一切都在紧绷,没有多少与宏观叙事无关的闲笔,情节的齿轮彼此咬合。

  但问题随之而来,过于巧了,可信度却有所降低。匠心虽好,却也难掩匠气。工分、数字的介绍,显现出情节与内容书写的分隔状态,无法做到通篇浑然一体。只写数字,这种书写往往游离于作品内核之外的、可有可无的装饰,或者可説是整篇作品中的败笔,没有内在的连贯与传神,将其删除也并无大碍,似觉更好。

  七、宏大叙事的审美通向

  当我们开始阅读文学作品,所持有的一种情感就是自身的好奇心。但是,文学却始终保守着自己的秘密。其实农村日常生活是充满了无聊与神秘的矛盾物。一旦落入小説的叙事中,其呈现方式便有了充满矛盾的审美意蕴。具有了难以抵达的不可知性,但是仍然不免好奇地愿意一探究竟,审美由此而生。小説叙事最终都是通向审美。中国农村,这样一个世俗複杂、时代久远的世界,蕴藏多元审美内涵,需要长篇巨制又需要无比洞察的视野来表达这个世界。《白牯牛谭》的尝试,是成功的,抑或是有效的。作者,构建这座艺术大厦,环境、人物、情节,直达审美;语言、节奏、隐喻砥砺审美;牲畜、河流、植物、树木、庄稼,资助审美。乡土是苦难的,农民是神圣的。在蕓蕓众生,凡人的世界,尽可能发掘精神层面的感受。小説《白牯牛潭》,虽不能説严丝合逢,不能以完美誉之,但实在经得起阅读,经得起百般挑剔,经得起诸多视角和立体维度的艺术评论。农村,我生于斯长于斯。对于农村、农民和农业,我有天然的感情,一直关注农村,关爱农民,关心农业。作为农民的后代,我的文学阅读也是首选农村题材。我读过陈忠实、贾平凹、路遥、柳青、浩然、张炜、刘震云等作家农村题材的作品,《白牯牛潭》可与其中任何一个作家的作品相媲美,毫不逊色。甚至,在思想、理论、政治方面揭秘和探寻农村道路更具穿透力,对农村社会的审美更具时代和当下意义。

  自然的歌颂。作者一手抓住写实的风格,对事物的本质及其属性淋离尽致的表达,一手展现散漫的风格,对景物进行细腻韵致的抒情。起落开阖,笔法灵动,引人入胜。写江,写湖,写潭;写风,写雨,写雪;写花,写草,写树。物物成文,篇篇成颂。截取开来,独自成篇,篇篇都是精美的散文。“与洪湖一瞥而过的中府河,河水静静地流淌,登高望 去,宛如一条悠悠飘逸的青罗带,岸边断断续续簇拥的乡村,犹如插在这青罗带上的碧玉。河滩芳草萋萋,野花遍地,蜂飞蝶舞。沿河上下,不经意间冒出一团团芦苇,一簇簇茅草,一片片树林,鸟儿在丛中欢唱。一条土路沿河蜿蜒而去,时而跃上堤顶,时而跌入滩涂,时而隐入林间”。这就是生态,这就是原野,这就是乡愁,这就是远方和诗。

  劳动的审美。作者,对于乡村劳动,无疑有深切的体验。写春播夏种秋收冬藏,笔到意境到,每有描述,每有佳景。割麦、插田、打场、堆垛;划船、摇桨、採莲、挖藕、捕鱼,捡棉花、编篾筐、锄杂草、打豆浆,水乡的农活,几乎都写到了。有时缪缪几行,自然成趣,让熟悉家活的人也不得不心服口服。做粉丝的场面,这样写来:“她们支起几口大锅,盛满清水,锅下点燃木柴,慢慢加高温度,待水冒出蒸气开始翻滚时,她们一人操一把铁制大漏勺,把豆汁块放在勺裏,用手轻轻拍动,豆汁从勺裏接连缀出,掉进锅中开水裏,不一会煮熟飘上水面,粉丝便做成了。这时,男将便在锅边用长筷子夹了粉丝,送到竹架上晒晾。”作者笔下,劳动是诗意的,是美好的,是幸福的。

  动物的妙赏。农村与牲畜天然的亲情相近。作者,对牛,对猪,对鸡,对狗,对猫,展开了逼真细緻的雕工刀刻般的塑造。这些家畜,在作者笔下,生灵活现的,可亲可爱的,在读者眼前出现。让人怜惜,教人喜欢。家畜的生老病死,也让读者産生喜怒衰乐。“拖拉机播种机耕船代替了耕牛”,“但是,窦曾台人仍然对牛儿充满感情。前些时,牙槽磨平了,年满三十五岁的大老青病倒了,台上年轻人嚷着宰了吃几顿牛肉,带它入社的曾善明和一直喂养它的窦为斗,还有窦为圣肖老大光棍週一伙老农,给他们一顿臭骂,用大拖斗拖拉机运到曹家嘴屠宰厂,没带回半斤肉,连很值钱的牛皮也没要,却带回了全部骨头,深埋在它睡过的牛栏下,几个老伙计还哭了一场。”人和畜相依为命,情感相连。这只有种过田的农人才的深切体会。

  心灵的礼讚。小説家们,都有一个自己的世界。作者的三观,体现在作者笔下的人物的三观,也应是大体的重合。我对作者,是较为熟知的,人格人品道德风範,在我心中,有崇高的丰碑。读他的小説,读他小説中的人物,实际上,是在读作者本人。农民是国家扎根立本的人,土地是农民的根、是农民的命。人与土地是生死相依的共同体,土地是人类的衣食之源,也是滋养精神的母地。小説中,风亭那块菱争田,解放前后,几经幺复,重新回到风亭手中,作者做了刻骨铭心叙事:黑天黑夜,“风亭来到他的三角田。他挨个拥抱了那三棵杨树。昔日的界桩,如今已碗口粗,树叶早已飞落,婀娜多姿的枝条默默垂下,轻轻抚摸他的脸庞。他感到脸颊一阵发热,挽起裤腿,光脚踏进田裏。当年,他一担担从中府河边挑来的河泥,早已与原有的黄粘土搅和一起

  大雨浸泡后,鬆软得象棉花。田土埋没了他的脚踝,像久别重逢的娃儿,拉住爹娘不让离开。他张开双臂,直不隆咚扑向泥土,头在地下扎出一个水窝,身子嵌进土裏,画出一个大字。他静静地俯卧在田间,闻泥土的香味,听泥土气息。他好象听到,带着香味、带着泥土的气息,在耳边‘喃喃’细语:‘我们是你的!我们是你的!永不分离!永不分离!’”作者对古老乡土的情愫与自己心灵的脉动遥相呼应,用生命与土地融为一体的热爱来歌着故乡和故乡的土地。作者在书中用纷繁的文字保留了弥足珍贵的乡土记忆与生存智慧。作者对笔下人物的礼讚与对笔下人物的谴责,体现了作者对蕓蕓众生的理解的和对自身嚮往的寄託。作者小説人物的生命与作者写小説的使命,完全的对应起来,作者的社会担当,全部的体现在这60多万字的宏篇巨制裏。(草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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